部分史料臨時備用（1 / 1）

    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期。四大發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針就出於宋朝。良好的科技發展的背景促進了軍事測繪技術的進步。刻板技術被開創性地用於地圖印刷。軍事地理著述和兵要地誌研究成果豐碩。指南針、計里鼓車等測量工具的出現,為軍事行動中測定方位、量測距離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自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到1279年南宋被元軍所滅,兩宋共歷320年。宋王朝長期與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遼、金、夏共存,彼此間時戰時和。這一時期的戰爭與以往最大的不同之處是火器的應用。火器的運用,開始了冷兵器向熱兵器的過渡,促進了作戰樣式的改變。北宋時期重視軍事研究,流傳下來豐富的兵書。內中有許多關於謀兵布陣如何利用地形,行軍時如何觀測星象辨別方向,紮營如何選擇有利地形,駐兵屯戍如何占據要點,修城築堡如何勘測地形的論述及其圖解。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期,良好的科技發展的背景,促進了軍事測繪技術的進步。

    一、軍事測繪管理

    宋朝軍事測繪管理與唐代類似,採用了中央與地方(或戰區)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在中央,皇帝親自過問地圖測繪,詔令有關部門或人員編修地圖,通常則由兵部職方司具體負責軍事地圖的編繪,其他部門協助。在地方,由各路、州、府的官員負責當地的地理調查與測繪,並完成每逢閏年向朝廷造送地圖的任務。

    宋代皇帝大多重視並親自過問地圖的測繪與管理。宋代一些著名的地圖如《淳化天下圖》、《天下州縣圖》、《十七路轉運圖》、《十八路圖》等都是皇帝下詔編繪的。為了鼓勵那些編制地圖有功的人員,皇帝給以賞賜,比如沈括呈送《守令圖》的時候,被賜絹百匹。宋初,各地造送的地圖送負責禮賓事務的儀鸞司,而負責地圖管理的職方司不能及時地得到各地的地圖。在職方司的請求下,宋真宗下令各地把地圖送交兵部職方司。景德四年(1007年),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書要求轉運使畫本路諸州圖,於是宋真宗「詔諸路轉運,各上所部山川形勢、地理遠近」(1),並令翰林院畫工繪製了《山川形勢圖》,送管理軍機大事的樞密院,「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2)。

    在朝廷,主管軍事地圖測繪的是兵部。地圖繪製具體由兵部下屬的職方郎中和職方員外郎負責。《宋史·職官》記載:「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砦道里之遠近。」首先,職方司是皇帝對全國的地圖測繪實施領導的職能部門。通常,該部門向皇帝提出加強圖籍管理的建議,由皇帝決策並詔令實施。其次,兵部職方司負責地圖保管與全國的地圖編繪。收存保管各路轉運使製作的地圖和各州府造送的地圖,收集保管朝廷相關部門的測繪資料,是職方司的職責之一。此職有專人所司,即所謂「舊判司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掌受閏年圖經」(3)。根據收集的圖籍材料編繪天下地圖也是職方司的重要職責。紹煦三年(1192)兵部只有42人,下屬的職方司人員更少。從少量的編制看,職方司的官員應是地圖編繪的組織者或設計者,具體的繪圖任務由畫工完成。而有關地理測量事務則由朝廷的其他相關部門及各路、各州負責。負責城廓、河渠建設的工部,負責津渡、漕運的水部,負責天文觀測的司天監,負責經籍、圖書、實錄的秘書監等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取得的或管理的測繪及地理資料應是職方司編繪地圖的重要的依據。宋代,朝廷多次組織編修天下、全國或諸州府圖經,各州府編修的圖志、圖經的數量更多,為了加強對圖經的管理,在大觀元年(1107)成立了九域圖志局。九域圖志局是中央的圖經管理機構,他們管理的圖志資料也是職方司進行地圖編繪的資料來源。

    宋代認為,軍事地圖涉及「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奧,國家之急務」(4),應該注意保密。所以,各路、各州府所製作的地圖送職方司和樞密院後,有專人保管。朝廷官員借閱,有嚴格的手續。沈括為了編繪全國地圖,需要借用職方司的圖經與地圖,就經過了皇帝的批准。同時,採取措施防止軍事地圖流入異國他邦。「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5),為了不讓高麗人帶走地圖,又不失禮節,等到高麗使節到了揚州,正在揚州的丞相陳秀謊稱繪製浙江地圖,需要看看送給他們的地圖。等到要回地圖,就立刻付之一炬。

    區域測繪是全國軍事測繪的基礎。朝廷對地方的測繪採取目標管理,即要求定期造送地圖。《宋史·職官》記載:「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因,州為之籍,遇閏歲造圖一進。四夷歸附,則分隸諸州,度田屋錢糧之數以給之。……淳化四年,令再閏一造。咸平四年,令上職方。」就是說,各州要編寫當地的地理志,同時逢閏年測繪一次地圖報送朝廷。為了減輕地方負擔,淳化四年(993)改為每8年報送一次新測的地圖。宋代分全國為18路,每路轄若干州。朝廷要求各路每十年編繪一次本路地圖。地方測繪一般由當地的行政長官負責組織,比如各路轉運使。當然各地為了測繪新圖,要進行地理勘測與土地測量。據記載,王安石變法時,進行了大規模的土地測量。測量中,不但丈量了農田,而且根據土地肥沃程度把農田分為五等。有的地方甚至從下至上逐級繪製地圖,據《宋史》卷四百記載:「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川、道路悉載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顯然,基層的測量成果為各地測圖提供了新的資料。

    二、軍事地圖測制

    宋代重視軍事地圖的收集與測繪。根據詔令,各州府逢閏年要向朝廷報送本地地圖。到了雍熙二年(985),朝廷收到的州府軍監地圖約400幅,這就為編繪全國地圖提供了基本資料。除了職方司編繪地圖外,朝廷大臣、邊防將帥、地方官員與學者主動繪製的地圖也很多。製圖主體的多元化帶來了軍事地圖的繁榮。從流傳下來的宋代石刻地圖和刻板印刷地圖分析,宋代軍事製圖仍然屬於製圖六體的傳統,但是有所發展。沈括是擔任過一方軍事統帥的著名的製圖學家,他在繪製《守令圖》時繼承和發揚了裴秀的製圖六體。西安碑林的《禹跡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使用計里畫方方法繪製的地圖,說明計里畫方作為古代製圖傳統至遲在宋代已經形成了。宋代軍事地圖在內容上、形式上、繪圖介質上都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1、戰區軍事地圖

    宋代的戰事多發生在北部與西北部,因而這些地區的地理勘察與繪圖格外受到重視。據《玉海》卷十四記載,宋太祖曾與宰相趙普在曹翰繪製的《幽燕地圖》上研究過燕雲十六州的形勢。又載,「至道元年(995)府州(今陝西府谷縣)折御卿大破契丹(遼),圖山川形勢以按視焉。三月內楊守斌以地圖來上,帝閱視久之」。沈括出使遼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抄》上之」(6)。沈括在巡查北方邊防時,還創造了木刻邊境圖。《宋史·藝文志》載有《契丹疆域圖》和《契丹地理圖》各一卷。北宋末期的鄭樵在《通志·圖譜略》中記載,當時朝廷保存著《大遼對境圖》和《大金接境圖》。上述記載說明,宋代搜集或測繪了宋遼、宋金接壤地區及遼、金境內的地圖,並且品種多樣。

    與西夏、吐蕃接壤的西北戰區的地圖,也繪有多種。《玉海》卷十四記載,當時有《河西隴右圖》、《祥符山川城寨圖》、《涇原、懷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麟延邊圖》、《西界對境圖》、《五路都對境圖》等。盛度曾擔任巡撫受災的陝西的使節,他說:「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臨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為形勢備御之道至矣。……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為《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7)。大中祥符三年(1010),長期在涇原路、懷慶路擔任軍事統領的曹瑋組織繪製了《涇原、懷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此圖獻給宋真宗時受到稱讚。宋真宗指著圖說:「處置得宜,儲備詳悉,華夷山川、城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盡在是矣。宜令別繪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道路,一留樞密院,令諸將按圖計事。」(8)宋神宗時期,西夏與宋接壤的麟州(今陝西神木)、延州(今陝西延安)、涇原地區常有戰爭。當時在這一地區擔任軍事統領的劉昌祚勘測了從義太寨(今陝西綏德縣境內)到德靖寨(今陝西志丹縣境內)約700里的邊防線上「屯戍險易,地望遠近」(9),並組織繪製了《麟延邊圖》。此外,侍禁楊承吉出使吐蕃後進獻《西蕃地理圖》;出使吐蕃的使臣劉渙進獻《西州地圖》。在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中載有《西夏地形圖》,這是流傳下來的唯一的西夏地圖。

    宋初,對西南部、南部戰區進行了勘測製圖。乾德二年(964),宋軍兵分兩路進攻後蜀。北路軍在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的帶領下,沿嘉陵江南下。東路軍在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的帶領下沿長江西進。兩路分進合擊,會師成都。11月,趙太祖叫人「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10)。《玉海》卷十六記載,景德三年(1006),沿海安撫使邵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即測繪了今廣西到越南中部一帶的水路和陸路交通圖、地形圖等4幅圖。《宋史·邵曄傳》認為,這些圖「頗詳控制之要」,即把軍事要地表示的十分詳細。

    2、全國性(及其周邊)軍事地圖

    包括宋代疆域的全國軍事地圖和涵蓋周邊地區的所謂天下圖的編繪受到朝廷的重視,詔令繪製的地圖有多種。其中著名的有:在端拱年間(988~989)繪製了《十七路圖》和《十七路轉運圖》,淳化四年(993)繪製的用絹百匹的《淳化天下圖》,天禧元年(1017)學士王曾主持編繪的《九域圖》,天聖年間(1023~1031)晏殊繪製的《十八路圖》,熙寧六年(1073)趙彥若繪製的《十八路圖》,元礻右三年(1088)沈括繪製的《守令圖》又名《天下州縣圖》,樂史的《掌上華夷圖》,王象之的《輿地圖》,宋代刻石的現存西安碑林的《華夷圖》、《禹跡圖》等。遺憾的是,這些地圖留存下來的極少。元代脫脫編寫宋代歷史時,見於館藏的此類地圖只有10多種,如王曾《九域圖》3卷,描述熙寧間天下州府軍監縣鎮圖《十八路圖》1卷及副圖20卷,李德芻《元豐郡縣誌》的附圖3卷,崔峽的《列國入貢圖》20卷,《指掌圖》2卷,地理圖》1卷等。

    《十七路轉運圖》是全國性軍事交通圖。繪製時間應該在咸平四年(1001)劃分全國為十七路之後至天禧四年(1020)劃分全國為十八路之前。轉運使是各路主管財賦及其錢糧運輸的官吏。在戰爭期間,轉運使又是軍事運輸的主管。《宋史·職官七》說:「有軍旅之事,則供饋錢糧,或令本官隨軍移運,或別置隨軍轉運使一員,或諸路事體當合一,則置都轉運使以總之。」由轉運使的職能看,其繪製的地圖應該突出軍事運輸的內容,特別是軍事漕運的路線。因為當時運兵、運糧主要依靠水路。由此推斷,《十七路轉運圖》是宋初製作的軍事交通圖。1020年劃分全國為十八路,擔任樞密副使的晏殊主持編繪了《十八路圖》,該圖實際上是在《十七路轉運圖》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熙寧年間(1068—1077),在集賢校理趙彥若主持下,由畫院待詔繪製了更詳細的一套《十八路圖》,其中有總圖1卷,分區圖20卷。

    《守令圖》是宋代行政區劃圖。《守令圖》又名《天下州縣圖》,成圖於元礻右三年(1088),是沈括花了12年時間繪製成功的。《守令圖》共20幅,其中全國十八路每路一幅,另有高1.2丈、寬1丈的全國圖一幅及小圖一幅。關於《守令圖》的編繪,沈括在《進守令圖表》中說:「遍探廣內之書,參更四方之論,該備六體,略稽前世之舊聞;離合九州,兼收古人之餘意。……今畫《守令圖》,並以二寸折百里。其間道路迂直,山川隔礙處,各隨事准折。內廢置郡縣,開拓邊境,移徙河渠,並據臣在職日已到文案為定……大圖一軸,高一丈二尺,廣一丈;小圖一軸;諸路圖一十八軸;並用黃綾裝裱。副本二十軸,用紫綾裝裱,謹隨表上進以聞。」(11)

    《九域守令圖》刻在175厘米x112厘米的碑石上,碑額上有「皇朝九域守令圖」字樣,正面刻有《九域守令圖》。此碑原在四川榮縣文廟內,現存四川省博物館。《九域守令圖》刻於宣和三年(1121),幅面130厘米x100厘米,由當時的榮州刺史宋昌宗立石。該圖的比例尺為1:190萬,標有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圖上有1400個行政區名,山峰27座,標註名稱的河流13條,湖泊4個。行政區名的相對位置基本正確,級別等級使用符號與文字大小加以區別。用寫景法表示山脈。河流的平面圖形也大體正確。「除清代在實測的基礎上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十三排圖』等外,『九域守令圖』的海岸線是傳世古地圖中畫得較準確的一幅」(12)。

    《地理圖》是反映北宋疆域的石刻地圖,由南宋大臣黃裳(1147—1195)繪製於紹熙元年至二年(1190~1191)。淳礻右七年(1247)由王致遠刻石於蘇州,現存在蘇州博物館。《地理圖》幅面197厘米x101厘米。圖上431個行政區名和180座山名外套方框,十分醒目。山脈採用寫景法表示,78條江河的流向和位置基本正確。長城和森林用形象符號表示,河流的源頭有註記並外套橢圓圈,海岸線的輪廓大體正確。整個圖面的刻線流暢清晰,要素的選取比較適當。石刻《輿地圖》是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原圖碑已佚,其拓片現存於日本京都栗棘庵。《輿地圖》由左右兩幅合併而成,繪於咸淳元年至二年(1265—1266)的浙江明州(今寧波市),繪圖人不詳。1266年日本僧人白雲惠曉佛照禪師來明州端岩寺學法,1279年將《輿地圖》拓片帶回日本,流傳至今。本圖的地理範圍包括宋朝疆域內的政區名稱,東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韋,西北部的高昌、龜茲、烏孫、于闐、疏勒、焉耆、碎葉,南部的印度、閣婆、三佛裘以及南海上的一些島嶼,大體上涵蓋了當時所知道的天下地理範圍。《輿地圖》北部和東北部繪有森林符號,注有「松林數千里」字樣。地名之間多用線條連接,表示有道路可以通行。東部海域繪有兩條海路:一條沿海岸北上,叫「過沙路」,一條向東延伸到日本,叫「大洋路」。「現存古代地圖中,繪有海上交通路線的,以本圖為最早」(13)。

    3、沈括及其製圖學說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錢塘(今杭州市)人。他曾參與沭水、汴渠的測量與治理,曾繪製過宋遼邊境地圖、邊防立體地圖、《守令圖》。在他晚年著述的《夢溪筆談》中有地理學地圖學20條。沈括結合繪製《守令圖》的實踐,在《夢溪筆談·補筆談》系統地敘述了所依據的製圖原則或使用的方法。他說:「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為。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為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循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為《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旁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經專家考證(15),上述引文有誤,應改為「又立准望,互融旁驗高下、方斜、迂直之法,以鳥飛之數」,其中「旁驗」是動詞。這樣,為了得到兩地的直線距離就要對步量的「道里」進行高下、方斜、迂直檢驗與改正,這與裴秀提出的「道里、高下、方斜、迂直」是相吻合的,也符合沈括在《進守令圖表》中所說的「參更四方之論,該備六體」的意思。在圖上正確確定某地的相對位置,不僅需要它與周邊地點的距離,還需要「准望」。裴秀時代,強調「四至八到」,即要求標定4至8個方位。而沈括則用「二十四至」去表示和確定相對位置。他在《夢溪筆談·補筆談》說,「分四至、八到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顯然,用24個方位來確定一個地點在圖上的位置,其精度很高,以此複製地圖達到毫髮無差的地步。可見,沈括是繼裴秀之後系統記述製圖方法的製圖專家,其學說是對裴秀製圖六體的繼承與發展,標誌著沈括對中國古代製圖學的貢獻。

    4、走向多樣化的製圖特點

    宋代的軍事製圖明顯地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內容上,出現了描繪天下地理的輿地圖(華夷圖),描繪全國政區的郡縣圖(守令圖),描繪全國交通的轉運圖,描繪戰區形勢的設防圖(城寨圖),描繪邊境地區的對境圖,描繪城堡建設和設防的城防圖,描繪宮殿建築的平面圖等。在形式上,出現了彩繪山水的多色圖與單色圖並存,專題圖與地誌插圖(附圖)並存,單幅圖與圖集並存,大幅面地圖與指掌圖並存的局面。在繪圖介質上,出現了絹制地圖、紙制地圖、木製地圖、石刻地圖等。

    絹制地圖是印製在絲織品上的地圖。絲織品是自秦漢以來的傳統的製圖介質,宋代製作的大幅面地圖一般都使用絹。《淳化天下圖》幅面巨大,竟用絹百匹。絹制地圖在宋代是最常見的。

    紙制地圖是印製在紙張上的地圖。刻板印刷技術在宋代被開創性地用於地圖印刷,出現了刻板印刷的紙制地圖。事實證明,刻版印刷與活字印刷相結合成為印刷圖志的可行方法。刻板印刷能夠比較多的複製地圖,所以宋代的印刷地圖有些流傳下來了。現存最早的圖經中的刻印地圖是南宋時期的《嚴州圖經圖》。此外,還有淳熙四年(1177)刻印的程大昌繪製的《禹貢山川地理圖》31幅圖。在《禹貢山川地理圖·序言》中指出:「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為之圖,從而辯證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為圖以綴其後。……圖以色別,青為水,黃為河,紅為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為識者,則就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說明《禹貢山川地理圖》是多色地圖集。《禹貢論·跋》指出:刻印時原來的多色圖變成了單色圖,即「凡所畫之圖,以青為水者,今以黑色與水波別之;以黃為水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皆識之以雌黃者,今以雙路斷線別之」。

    木刻地圖是使用木板雕刻或用木屑、熔蠟等堆制的立體地圖。《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冊)記述:「1075年,沈括在觀察邊防地區時,曾用木屑、麵糊堆捏地形,『寫其山川道路』,後因天寒又改用熔蠟製作成立體地圖,既真切又便於攜帶。『至官所』後,沈括又把它複製成木刻的立體地圖,上呈朝廷。沈括的這一方法立刻受到重視與推廣,使『邊州皆為木圖,藏於內府』。」南宋的黃裳也製作過木刻地圖。王應麟在《玉海》中引用《朱文公(熹)集·答李季章書》:「又聞黃文叔(裳)頃年嘗作地理木圖以獻,其家必有原樣,……或恐太大,難以寄遠,即依謝莊《木方丈圖》,以兩三路為一圖,而旁設牝牡(榫頭),使其犬牙相入,明刻表識,以相離合。」說明黃裳獻給朝廷的木刻地理圖是能夠分合拼裝的。另外,朱熹在談到黃裳的木刻地圖時,還提到了他用膠泥堆制的地圖模型。

    石刻地圖是刻繪在石質材料上的地圖。宋代石刻地圖流傳下來的較多,既有天下圖如《華夷圖》、全國圖如《九域守令圖》、《禹跡圖》、《地理圖》,也有區域圖、城區圖、宮殿圖等。《華夷圖》、《禹跡圖》是宋代著名的石刻地圖,分別刻在一塊90厘米x88厘米x18厘米石碑的兩面,現存於西安碑林博物館。西安碑林的《華夷圖》、《禹跡圖》為1136年刻石。《華夷圖》幅面為79x77厘米,以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為藍本繪製,是以宋代疆域為中心的包括周邊國家的地圖。圖上注有「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賈魏公圖所載,凡數百餘國,今取其著聞者載之」,由此可知,石刻《華夷圖》是唐代《海內華夷圖》的縮繪。碑林的《禹跡圖》是金滅北宋後偽齊國的刻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用計里畫方方法繪製的。繪製時間在元豐四年(1081)至紹聖元年(1094)之間。圖縱79厘米,橫77厘米,縱73方,橫70方,共5110方。圖上註明「每方折地百里」,相當於1:150萬的比例尺。《禹跡圖》以歷史上的地理名著《禹貢》作為表現內容,是一幅全國地圖。圖上約有380個地名,注有名稱的河流約80條、山脈約70座、湖泊5個,它們的方位比較準確。此外,海岸線、水系輪廓也比較準確,明顯好於《華夷圖》。值得說明是,現存《禹跡圖》還有1142年鎮江府府學教授俞篪的刻石,此刻石的大小、內容與西安碑林的相同。石上刻有「元符三年(1100)正月依長安本刊」,據此推斷,西安和鎮江的刻石源於西安的同一個版本的《禹跡圖》。此外,據《山西通志·金石記》記載,在山西稷山縣的關帝廟曾存放過《禹跡圖》刻石。

    石刻城市圖則有《平江圖》、《靜江府城池圖》和《長安圖》等。《平江圖》是今蘇州(宋代稱平江)的城市地圖,於南宋紹定二年(1229)刻在石碑上,縱197厘米,橫136厘米,比例尺為1:2000。學術界多數專家認為,《平江圖》是平江府郡守李壽明繪製的。該圖採取了平面與立體相結合的表示方法。城牆、水道、街區構成了平江城的基本輪廓,其平面位置比較準確,南北方向有一條明顯的中軸線。對於重要的地形地物,則採用透視寫景的方法,突出表示出來,比如山巒起伏,塔樓屹立,橋樑拱形跨越水道,城牆符號立體狀聳立等,給人以立體感。《平江圖》上繪有水道17條(不含內護城河)、山丘21座、橋樑308座(標名的305座)、寺院81所、府衙建築物80個、軍營5處、街道12條。平江駐軍和城防設施等軍事內容被放在第一層次上。圖面布局合理,內容豐富,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要素配置適當,真實地表現了平江府城的概貌。《靜江府城池圖》是今桂林的城市地圖,在胡穎的主持下於南宋咸淳八年(1272)刻在桂林郊外的崖壁上,縱340厘米,橫300厘米,是我國現存的幅面最大的城市平面圖。《長安圖》石刻殘片現存於西安碑林,是北宋龍圖閣待制呂大防主持繪製的《長安圖》在元豐三年(1080)的刻石的遺存。石上刻有:「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安軍府事汲郡呂大防題,京兆府戶曹參軍劉景陽按視,分阝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鹿阝州觀察支使石蒼舒書,工張礻右畫,李甫安、師民、武德誠鐫。」明確記載了刻石的主持者、審查者、書寫者、畫工、刻工的姓名。

    三、軍事地理

    1、軍事地理著作

    從南宋開始,以軍事地理為主要敘述內容的著作出現了,其代表著作有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玉海》的地理門和宮室門,趙善譽的《南北攻守類考》、《東南進取輿地通鑑》等。《通鑑地理通釋》14捲成書於南宋亡後的次年(1280),其作者王應麟(1223—1296)著述豐碩,達23種近700卷,其中涉及21門241類的《玉海》200卷最為著名。在《玉海》的地理門下面分地理圖、地理書、異域圖書、京輔、郡國、州鎮、山川、戶口、縣、河渠、陂塘堰湖堤埭、泉井、關塞、標界、議邊等15類,在宮室門下面分池沼、邸驛、橋樑、城、邊城、宮室制度等22類,其中許多內容涉及軍事地理。在地理專著《通鑑地理通釋》中以豐富的史地資料,對軍事地理進行了研究和記述。《通鑑地理通釋·序》中說:「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敗之鑑,大易設險守國。」這說明了「以為興替成敗之鑑,大易設險守國」是王應麟的寫作動機和該書注重的內容。《通鑑地理通釋》行文簡括,考核精細,對於閱讀史書中的地理內容頗有幫助。

    2、兵要地誌

    宋重視兵要地誌的編修。其內容一部分載於正史中的地理志,更多的以圖經與地誌的形式出現。開寶四年(971),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盧多遜奉詔編修天下圖經。開寶八年(975),秘書郎宋准奉命編修諸道圖經。咸平年間(998—1003),大名府觀察判官劉筠調赴京城,編修圖經。大中祥符三年(1010),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諸道圖經,共1566卷。《宋史·藝文志》載:「李宗諤圖經九十八卷,又圖經七十七卷。」可見大部分圖經是李宗諤以外的人編修的。圖經地誌中均包含兵要內容,成為古代軍事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宋史·藝文志》載圖經、地誌、地記等地理書籍407部,計5196卷。其中有全國性兵要地誌如《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等;有域外諸國的圖志,如《海外三十六國記》、《列國入貢圖》、《契丹志》、《安南土貢風俗》、《西南蠻夷朝貢圖》等;數量最多的是地方圖志,保存至今的地方志有20多種,如《臨安志》、《吳郡志》、《諸蕃志》等。

    《太平寰宇記》由宋初的樂史(930—1007)編著。《太平寰宇記》共200卷之多,是唐代《元和郡縣誌》的5倍。《四庫全書總目》稱:「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雖卷帙浩博,而考據特為精核」。《太平寰宇記》以唐代十道為綱,以州(軍、監)為目,以縣為子目,每州首先引述歷史上的山經地誌,廢置沿革,治所變遷,州的境界,均探根求源;繼述屬縣的戶口、土產、山川、關隘、道路、城池、人物、名勝、風俗、姓氏、四至八到等。在邊疆州縣還述及鄰國地理情況。《太平寰宇記》引文200多種,都註明了出處。樂史在《太平寰宇記·序》中說,此書在匡正決疑、補漏拾缺方面做得不錯,「至若賈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遺,此盡收焉」。他在上表文中自稱「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16)。聯繫到樂史曾繪製過《指掌華夷圖》,有可能此圖就是《太平寰宇記》的附圖。

    《元豐九域志》是元豐年間(1078—1085)編修的全國地誌。元豐三年(1080),祿寺丞李德芻上《元豐郡縣誌》30卷,並有附圖。元豐八年,王存(1023—1101)與李德芻、曾肇奉詔對《元豐郡縣誌》進行刪定,縮變成實用性強的《九域志》10卷。該志按照北宋的行政建制進行敘述,即按23路、4京、10府及其所屬的州、軍、監、縣分別敘述。《九域志》重點記述道里、山川、戶口、鎮戍、堡寨、貢賦等,是傳世的地誌中內容只限地理範圍的典型。其中突出了軍事地理的內容,這可能與北宋多年處於戰爭的境況有關。作者在《元豐九域志·序》中指出,本志側重「國朝以來,州縣廢置,與夫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前書所略,則謹紀之。至於道里廣輪之數,昔人罕得其詳」者。《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其於距京距府,旁郡縣錯,四至八到之數,縷析最詳。」因此「這部地理志對於查明各地的部位,可以具有一種手冊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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